宏观经济的不平衡，同“松”、“紧”不公平的土地财政密切相关。而最终表现在房地产问题上，就会是国内居住类地价的不断高涨。

     　11月5日，围绕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问题，周小川指出，对于如何防范资本流入国内，重点在于宏观经济保持平衡。而要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与安全，当前亟须解决松紧不当的土地财政问题。

    　广义的土地财政，应包含三个内容：一是与土地相关的有关税收；二是与土地相关的政府非税收收入，主要是土地出让金；三是政府土地抵押的融资所得。三者中，占大头的是土地融资所得，如果忽视了这一块而奢谈土地财政，可说是“捡了芝麻丢了西瓜”，进而放松对土地财政“寅吃卯粮”风险程度的警惕。

  　  2009年，全国税收总收入59514.70亿元，土地出让收入1.6万亿元；而截至2009年6月末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.66万亿元，这主要是以政府所拥有的土地作质押进行融资的。

    　土地财政的“寅吃卯粮”，同松紧不当的土地财政政策不无关系。土地财政的最大症结，在于土地财政的内外不公平，而其不公平的根源，则在于以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为纲指导思想下的对不同用途的建设用地实行不同的定价机制。

    　根据全国城市地价监测组的报告，2009年，全国地价水平值以商业用地最高，为每平方米4712元，居住用地次之，为每平方米3824元，工业用地最低，仅为每平方米597元。从这组地价数据可以明显看出，对于不同用途的建设用地，实行的是不同的土地财政政策，对工业用地“松”，而对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则“紧”。

    　而2009年土地财政政策的这种松紧不公平情况，相比以往来说，还是有了相当的改善的。这是因为工业用地已经全面招拍挂，且工业用地的地价已有了明显的提高。

    　事实上，商业用地最终主要是为国内消费者服务的，而居住用地最终主要是被国人所购买的，因此，对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，实行“紧”的土地财政政策，受损的是国内民众，受到打压的是内需。而工业用地其最终是为国内、国外市场服务的，国内民众虽享受了“松”的土地财政优惠，但由于其受损于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“紧”的土地财政，这种松紧不公平的土地财政，在外向型经济转型为内需经济之前，最终得益的多是国外的消费者。

   　 土地财政的不公平，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国与国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，再加出口退税和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，这些政策合力筑就了我国第一条对外输送国民财富的“渠道”。

    　消费、投资、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，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，经济增长就不得不倚重于投资、出口的拉动。投资的冲动和欲望，屡屡造成宏观经济的过热；出口的恶性竞争，最终陷入增产不增收乃至赔本赚吆喝的“悲惨式增长”中。这又筑就了我国第二条对外输送国民财富的“渠道”。

  　  牺牲国民财富而带来的源源不断的贸易顺差，为我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外汇。在联系汇率制度安排下，2001年起我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外汇占款最终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。

 　   我国外汇储备1978年为1.67亿美元，1996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，2001年起进入大幅增长阶段，十年间，从2001年末的2121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010年9月末的26483亿美元。这其中，美元资产占比超六成，而且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。

  　  相应地，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，2009年我国实体经济仅为美国的113多一点，但广义货币却高出美国近5%。我国民众已获得的财富，因人民币超发导致的通货膨胀被剥夺。

   　 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，必然带来美元贬值。凭借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强势地位，美国不但征收了铸币税，而且美元贬值更是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的大转移。

    　国际货币体系和我国的联系汇率制度，又筑就了我国第三条对外输送国民财富的“渠道”，而这条“渠道”的源头，却正是内外有别的不公平的土地财政等。

    　宏观经济的不平衡，同松紧不公平的土地财政密切相关，这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。（章林晓/文）